“斯大林同志，那东北军那边怎么处理？外交上怎么应付？”赫鲁晓夫不安地问道，“东北边防政府已经派人和我方远东部队进行联系，他们声称这是一场误会并向我方道歉，希望我们归还他们遇难人员的尸体和飞机残骸。”
“哼！他们现在自知阴谋已经暴露，所以短期内是不可能再进攻苏联了。”斯大林冷冷地哼了一声，“将尸体交还给他们，顺便对他们遇难的那个中将表示哀悼；至于飞机，就说飞机掉进了山堑雪谷中了，搜寻残骸工作十分艰难，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另外，让远东方面军加强警备；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即刻将在境内的德国人、中国人、意大利人、芬兰人全部限期驱逐出境！”
“是！斯大林同志。”
随着最高统帅的严厉命令，苏联内务部立刻以最高的办事效率开足马力开始大肆逮捕起黑名单上的苏联高级军官。红军军训部部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南高加索军区总司令叶戈罗夫元帅、国防人民委员兼苏联骑兵部队总司令布琼尼元帅、炮兵司令瓦连佐夫主帅、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波沙什尼科夫大将、列宁格勒卫戍军区司令雅基尔大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大将、红军空军总司令阿尔科斯尼斯大将、第六军司令朱可夫上将、红军总参谋部高级参谋华西列夫斯基中将、第五军司令崔可夫中将、第五骑兵军军长罗科索斯基中将、红军基辅军区总司令铁木辛哥上将、高级参谋马力诺夫斯基中将、科涅夫中将、梅列茨科夫中将、戈沃罗夫中将等一大批苏联红军的功勋元老或拥有长远战略目光以及先进战术思想的优秀高级军官将领纷纷被捕落马，掉进那一个个早为他们准备好的万劫不复的深渊内。
在张学良和整个东北安全部密谋准备了数年并付出极大代价的这场借刀杀人的“红色阴谋”成功实施后，苏联红军内包括“历史上”会在二战中成为苏军顶梁柱将帅的朱可夫、崔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等红军名将尽皆在斯大林发动的第二波“大清洗”的血腥风暴中被斩杀殆尽，整个苏联尽皆淹没在了血雨腥风之中。当一年多之后，三百五十多万中国国防军和七百余万德欧联军组成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力量大举进攻苏联时，斯大林愚蠢发动的这一系列自毁长城的“大清洗”运动已经注定了苏联红军土崩瓦解、不堪一击。根据后来历史学家的认真统计，苏联国内两轮的“大清洗”中一共枪毙掉4.5万多名军官，包括苏联第一批5名元帅中的4名（张学良特意留下了崇尚骑兵进攻的苏军伏罗希洛夫元帅）、15名集团军司令的14名、85个军长中的72名、195名师长中的133名、406名旅长中的288名、国防人民委员会的17名成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0名委员中的77名；使得苏联战争开战时候整个红军指挥系统陷入了全面瘫痪状态，旅师长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只剩下不到20%还留在了原职。苏联红军的骨干栋梁和精英将领尽皆被杀，干部素质和军队士气都降低到了极点，整个军队的战斗力一蹶不振；不但如此，“大清洗”运动和肃反活动还毁灭性地摧毁了苏联红军中的现代化改革思想，旧时代过时思想回潮复辟，导致了苏联红军的装甲化、机械化、航空兵建设、海军建设等军队现代化进程迅速倒退。而以上的这些种种灾难性后果，都已经注定了苏联的最终毁灭。
当苏联境内的第二轮“大清洗”肃反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中国重庆内的国共和谈以及南北会晤也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中。会谈期间，重庆的地面保卫工作由国军第11方面军和东北军第45步兵旅等部队共同负责，重庆空中护卫警戒任务则交由西南战区东北军空军部队承担。为了防止历史上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导致防空洞惨案等悲剧的发生，张学良特地命令西南战区参谋总长龙云峰中将抽调了4个精锐的航空大队约220多架战斗机在会议期间保卫重庆天空的绝对安全。
2月18日，和谈会议正式开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北盟”在会议上提出了“独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五大核心口号，引起了各民主党派的纷纷响应。经过持续13天的艰苦谈判，1939年3月3日上午，国共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北方同盟会谈纪要》，即《三三协定》。协定规定：南北双方和国共两党坚决避免内战，共同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国民政府迅速结束“训政”并实施“宪政”；召开全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等；但在“北盟”拥有的军队以及共产党根据地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上，由于国民政府信口开河漫天要价，导致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共识。但这份协定对全国公布后，引起的反响是非同寻常的，全国各界都表示振奋并殷切盼望着国家的早日统一以及抗战胜利的和平得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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