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在吩咐他父亲的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手提、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王先生，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大约是开会的缘故，他穿着假肢，只拿了一只手杖。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溜出来接你。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我看着他连连苦笑。
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饮食混乱，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吞拿鱼三明治。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他果然瘦了一圈。
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会议、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许多人操着蹩脚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
我叹了一口气：“不用特意来接我，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钟。”他微笑，“正赶上接你，早上的会我溜掉了。”
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是非常有计划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我脑子一闷，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脱下鞋子检查。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Thisissoembarrassing。（窘死我啦。）”穿假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大多数机场人员相当和善，极个别人怀疑假肢里藏有炸弹他亦表示理解。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何况是假肢？
我四下一看，发现了问题：“咦，你的行李呢？”
“没行李。”他拍拍荷包，“就带了护照和钱包。”
果然是临阵脱逃，逃得这么仓惶，额头上全是汗。
我摸摸他的脸，心疼了：“累不累？”
“还好。”说罢，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我没和他抢。
看看手表，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不行，我们要上飞机了。”
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宾馆里面静悄悄的。沥川说会议下午是旅游活动，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
用钥匙卡划开房间，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
“嗳——”
他堵住了我的口，深深地吻我，动作有些猛烈。我的头拧来拧去，险些窒息，在他的怀里挣扎。他放开我，给我时间喘息：“小秋，好久不见，你得乖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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