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群这个名字，我仿佛在哪里听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离登机只剩下了一个小时。沥川走得比较慢，大家都陪着他慢慢地走。只有苏群推着堆得高高的行李车赶着去办托运。
过了安检，我们在登机口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准备登机的通知。透过航战巨大的玻璃窗，我看见停在登机口外的是一架波音737-900。一路上，两位老总一左一右，一直和沥川窃窃私语。剩下的人，都识相地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我们的机票是清一色的头等舱。大家都知道，这趟差的主要任务，就是亡羊补牢。只要公司中标，花什么代价都值得。乘客们已经陆续开始登机，CGP的人却按兵不动，只因江总仍垂头和沥川说话。外企和国企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制。一般工作人员不会越过老总，先行登机。觉察到这一点，江总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可以先走。于是，众人鱼贯而入。我拖着行李箱，埋头走向检票口，路过沥川时，箱子忽然一抖，好像从某个人的脚背上拖了过去。
我抬头一看，“某个人”似乎是沥川。然后我低下头，想看清我的箱子究竟压的是他的哪一只脚背。如果是左脚，我需要道歉。如果是右脚，我觉得用不着。反正，假肢没感觉。反正，我一句道歉也不想说。
什么也看不清。我这一迟疑，路人都看见了。碰到人家，还是残疾人，连个sorry都不肯说，像话吗？两个音的词，难道会噎死我？犹犹豫豫，正待张口，他竟先说了，两个字：
“不是。”
我舒了一口气。然后，昂首挺胸，拖着行李，孔雀般从他面前扬长而去。
到了机舱口，我又被拦住：“小姐，行李箱超标。请留在这里，我们给你拖运。”
“谢谢。”
机舱里的空气暖洋洋的，有些窒闷。
我坐在后排，临着过道。身边是设计部的小黄。我虽到CGP有三个多月，只和几个翻译有往来，其它的人基本上视而不见。那个小黄，我只和他说过不到三句话，只知姓黄，连名字都叫不上。所以，对他笑笑，然后，拿出MP3播放机，塞住耳朵。
从起飞开始，我的胃就一阵一阵地翻涌。其实我并不晕机。可能是酒喝多了，也可能是和艾玛聊天的时候，吃多了不好消化的牛肉。总之，我先是坐在位子上对着纸口袋呕吐，接着便躲在厕所里吐，翻江倒海，胆水吐尽。然后，我也懒得出来，就坐在马桶盖上喘气，像一条死鱼。两个小时的飞机，我吐了足足一个小时，回到坐位，我才省悟我为什么会吐。
居然是来了月事。
十七岁的时候我月事正常，一月四天，不多不少。比我认得的所有同龄人都轻松愉快。十七岁以后，我月事紊乱，不但日头不准，且来势汹涌，特别是头两天。头昏、恶心、呕吐、小腹痉挛——教科书上说的不良反应——我都有。一个月总有七八天的日子，一阙不振。
这当然不是最恐怖的事。
最最恐怖的是，我没带卫生巾。却是鬼使神差，穿着一件米色的筒裙，紧紧包着臂部的那种。先头我光顾着呕吐，不觉下身已红红地湿了一片。现在坐着，就能感觉血块一团一团地往外流。我吓得不敢动，更不敢起身。可身下的裙子被血一点一点地浸着，却能分分明明地感觉到。
我在心里暗暗地念，O、K、O、K、O、K。这是我的逃生咒，每当遇到窘事，我先要把我的OK经念上十遍，好像这么一念，一切就OK了。
到底，飞机降落了。到底，什么也没有OK。整整一个机舱，都是我不大认识的男人。我想求小黄把他的西装借给我，打量他的个子，那衣服就算我披了，也遮不住。就在这吞吞吐吐，难以启齿之际，头等舱的客人们纷纷走光了。只有我，还坐在原地不动。那一排站在门口向客人道别的空中小姐，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然后，我模模糊糊地看见沥川和另一个人，大约是苏群，走在最后，亦行将离开舱室。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回头看我。
然后，便径直走到我面前。
正要张口，却被我抢了先：“沥川。”
“嗯。”
“把衣服脱了。”
“哪件？”
“外套。”
他脱下外套，递给我。先前没看清，我以为是大衣，其实是件黑色的风衣，中等长度，质料很轻。我站起来，穿上风衣，默默低头，跟他走出机舱。他不问，我也不解释。
他身上的气息，再次团团地将我围住。先是衣领上的薰衣草，再是袖口里淡淡的树香，那是一种他喜欢用的绘图铅笔的气味。记忆的触须便在这瞬间，爬满了全身。原来，他还用那种铅笔。所幸他的脸，我仍然看不清。看不清倒好，此生此世，再也不受他的诱惑。
夜班的飞机到了站，我们一进宾馆，就开始睡觉。我先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将惨不忍睹的裙子泡在水里搓了半天，才把痕迹搓去。沥川的风衣只能干洗，我交到楼下服务台，填上他的房间号。
然后，我瘫倒在床上，全身的骨头好像被抽掉那样累。关了灯，一个人默默地对着月光辗转，折腾了几个小时，睡不着。于是起来，吃了一颗安眠药，这下倒是睡稳了，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两只眼眶，却还是黑黑，好像一只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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