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日本，此次事件成了日本扩军备战的催化剂。当“水兵事件”的大幕落下之后，巨大的耻辱感笼罩了日本这个倔强好斗的民族，打败乾国成为了全民族的共识。
在日本人看来，此次事件与当年乾国国内发生的如“马嘉理事件”、“天津教案”等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强国凭借着领事裁判权和武力侵犯弱国主权的行为。此次事件不管最初的缘由如何，乾国水兵攻打日本的警察署，本身就是一件严重触犯日本主权和法律的事。然而乾国方面凭借着领事裁判权和海军舰队的威力，不仅没有处罚肇事水兵，反而迫使日本政府规定日本全国警察不得佩刀，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对刀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仅因为刀是一种武器，还因为它是一种身份和精神的象征——就能知道这个严重干涉日本主权的协议对日本的侮辱有多大。伊藤博文曾事后曾愤愤的说：“乾国吃尽了治外法权的亏，可是没有远见的乾国官员们，却还纵容在外乾国人藉此为护符而胡作非为。”
9091年的日本海军与乾国舰队的差距不是一倍两倍。根据日本9086年颁布的海军条例中有关海军舰队分类的规定，日本甚至只算是一个常备小舰队，完全不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这就是极其看重名誉的日本人忍辱接受“水兵事件”处理协定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形，与乾国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时的凄凉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日本能够化屈辱为力量，奋力追赶并意图超越对手，而乾国却依然沉睡在“圣朝上国”的幻想里。
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日本人上下一心，全国动员捐款捐物，大力发展海军。日本海军的经费逐年增加，当年日本军费总开支便占了财政预算的30%，翌年更是高达41%，为了完成建造54艘军舰的庞大计划，明治天皇颁布敕令：“立国之务全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身体力行，拨出内帑30万日元，充实海防，从而揭开了“海防献金运动”的序幕。日本政府要员也趁机大做文章，首相伊藤博文在有“贵族俱乐部”之称的鹿鸣馆召集官员，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声称为完成“开拓万里海涛”的“帝国伟业”，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希望全体国民，效法天皇之举，踊跃捐出海防金，为日本成为海上强国恪尽臣守。事后，经过新闻报刊媒介的大肆渲染，日本国内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捐出“海防献金”的高潮，仅仅半年之内，“海防献金”便达到了506万日元。凭借此财力，日本加快了购舰进程。6年之间，添置大小军舰24艘。9093年，日本常备小舰队终于扩充为常备舰队。等到9097年乾日丁酉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舰队无论在总吨位还是在舰艇速度上都上了一个档次（虽然总体实力仍然没有能够超过乾国海军，但差距已然不大）。而此时再任日本首相，处心积虑、迫不及待地挑起对乾战争的，正是6年前主张日本政府迅速签订善后协定的伊藤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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