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认为曹文诏仗着打了几回胜仗就骄傲起来了，于是把他调往大同。
由此可见，当时的明廷已经腐朽黑暗到了何种程度，但曹文诏还是执迷不悟，一心要维护这个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
不过，就算他此时想反正，老百姓也不会放过他，他身上背负着累累血仇，自知已经自绝于人民，因此即使在朝廷内屡受排挤，也只能忍气吞声，夹紧尾巴做人。
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与人民为敌的走狗必然的下场。
他的遭遇在后世还引发了不少文人的叹息遗憾，觉得当时要不是奸臣当道，曹文诏定能镇压起义，再造社稷，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封建政权正常运转的话，它是绝不会允许曹文诏这种屠夫残害人民的。
曹文诏的诞生本身就说明这个政权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抱着对人民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把曹文诏这种人推上前台来。
曹文诏的凶狠和明廷的腐败是两位一体的，所谓奸臣当道，完全是欺骗世人的借口。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支持它的万千地主儒生，是注定要灭亡的，谁要是不思悔改，那就是助纣为虐，必将被农民军们无边的怒火燃烧殆尽。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清军入关西征插汉，回师时顺便进入了大同境内，攻占了得胜堡，之后围攻怀仁县以及井坪堡、应州等地。
曹文诏同总督张宗衡驻扎在怀仁防守。
在同清军的战斗中，曹文诏完全没有了之前与农民军战斗中的威风，他曾向清军挑战，却失败而回。
后来，灵丘以及其他屯兵的城堡大多失陷，清军得胜回师。
十一月明廷评定各将的罪过，曹文诏、张宗衡以及巡抚胡沾恩一同被定罪充军到边地的卫所。
但曹文诏毕竟是明廷所仰仗的一张王牌，所以立刻就有人上疏，让他继续参加镇压义军的罪恶活动，立功赎罪。
这个时候，河南的形势的农民起义形势一片大好，史载：“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农民军的浩大阵势把河南地方官员吓破了胆，向明廷告急求援，明廷便传令让曹文诏率兵紧急前往河南镇压义军。
不过在进入河南之前，曹文诏还是卖了那个保举他的巡抚一个人情，在山西帮助他剿灭义军。
义军进入河南之前，发掘凤阳皇陵。
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便积极向皖北一带发展。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上旬，起义军进入安徽。这时凤阳的贫苦百姓听说义军到了安徽，为了摆脱明廷敲骨吸髓的剥削，主动派人邀请起义军进军凤阳，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为义军之后震动天下的壮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进攻凤阳。
为了保护中都凤阳所谓的风水，凤阳没有城墙，义军战士因此如神兵天降，长驱直入。
面对义军将士的进攻，凤阳留守朱国相不自量力螳臂当车，被义军战士打的丢盔弃甲，当场伏诛。
幸存的明军纷纷跪在地上“口呼千岁”，乞求饶命。
凤阳知府颜容暄见势不妙，居然穿上囚服躲进监狱妄图逃过一劫，真可谓斯文扫地，所谓的朝廷命官，就是这样为人不齿的怯懦鼠辈。
但他忘了义军是要解放那些无辜被关在监狱中的平民百姓的，于是在义军释放犯人时他的伪装立刻就被识破了。
面对这条落水狗，义军首领当然不会放过他，史载众首领“黄盖鼓吹坐堂上，杖杀容暄”。
痛打落水狗固然为广大受压迫的人民出了一口恶气，但仅是这样显然远远不够，义军们已经明白坐在龙椅之上的朱姓诸贼才是元凶首恶，他们早已告别了“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幼稚的阶段了。
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放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亲手挖了朱由检的祖坟，表达了人民对于罪恶的明廷的无边的仇恨。
这一漂亮的手笔证明朱家王朝已经丧尽人心了，人民群众对于所谓的天皇贵胄已经没有半分的畏惧。
他们一眼就看出，朱氏一族不过是独夫民贼，根本不值得敬畏，也不会有什么天谴报应。
听闻凤阳失陷、祖坟被挖的消息，朱由检气得发疯，但他自知责任过于重大，只能自己来承担，于是只好发了一道罪己诏，同时处罚了一些直接负责的小官来泄愤。
当然，他自然也大发谕令，调兵遣将，妄图将农民军彻底消灭以报仇雪恨。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同中原各省官军协同作战，在七拼八凑之下集结了大约七万人的武装。
又不惜出内帑，花大本钱凑了一百多万两军饷，并且叫嚣要在六个月内荡平农民军。
在这种形势下，起义军“遂由潼关、内乡、淅川诸路尽数归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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