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李鸿章认为，与恭亲王接触就足以上达天听，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交使节们另有所获。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曾国藩则认为，康熙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他们坚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变华夏之礼制”。
连外国公使觐见都反对成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就更不用提派使臣去外国道贺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天朝上国，遇到这种事，都是派使臣去外国宣旨册封，哪有去道贺的道理？
慈禧太后越说越怒，“人家法兰西国主送还国宝，我还想派个人去答谢呢，顺便看看能否交涉，将其余的国宝也要回来，他们上折子反对，说宁可国宝不要，也不能示弱于法，派个人去交涉，怎么叫示弱了？我要修园子，他们说没钱，好，不用国库的钱，用海外殷商的报效，他们又说这钱用不得，用了就是以夷变夏！真是岂有此理！”
恭亲王听着慈禧在那里咆哮，心里明白慈禧太后已经拿定了主意，一颗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既然太后同意了，下面的事儿，应该还不算难办。只是少不得又要和那些保守顽固的家伙们唇枪舌剑一番了。
“六爷觉得，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慈禧太后问道。
“回皇太后，臣以为，这使臣该派还是得派的，断不可为了区区虚名，碍了两国交好。”恭亲王想了想，答道，“只是这使臣去的名头，不可说是道贺，得换换才成。还有这人选，也需仔细斟酌。”
“这样吧，叫大起儿，朝会议一下这事好了。”慈禧太后起身道，“使臣是必须要派的，这一块儿无庸置议，要议的，是去的名头，还有人选。”
“臣领旨！”
当众臣齐集勤政殿时，好多人惊讶的发现，不但同治皇帝和恭亲王全在，在帘子后面，两宫皇太后竟然也是全在。
看到不常出现的慈安太后也现身朝会了，众臣都预感到了今天的朝会的非同寻常。
自咸丰帝死后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忻定计，发动祺祥政变（辛酉政变），处死了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表面上，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以姐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但慈安太后一般都是深居简出，政事基本都是由慈禧太后处理。以至于外人得出了慈安“优于德”而慈禧“优于才”的印象。
事实上，慈安不但城府很深，而且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女子。其实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较，就能够发现，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决定朝政大端，好多都是慈安最终拍板。只是因为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而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遇到朝政大事，慈禧不敢擅做主张，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所以说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
“今有法兰西国公使呈递国书，言其国主将传位其子，届时请诸国使臣到贺，共赴新君加冠之大典。”恭亲王道，“依万国通例，我国当遣使前往，此次出使，事关两国交好，以何等名义出使，使臣之遴选，诸位臣工有何建言，当细奏于皇太后皇上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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