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留守儿童和父母一年都见不到一面,若论感情,能有多少?“父母”更多的像是一个可触却不可及的符号而已。
可没有人愿意自己的人生是缺失的,小孩子并不能理解什么是赚钱,什么是学区房,什么是九年义务制教育,他们只觉得爸妈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要他们。
既然如此,那就不读书,不花钱,出去打工,一家子就能团聚。
但对于在外打工的父母来说,能负担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很艰难了,再来个孩子根本没人能带,他们自己就住在流动工棚和临时宿舍里,孩子是住不了的,而孩子年纪太小即使打工也没人要,多个人还多张嘴,不如留在老家,还有地种,学校也包饭。
与其说他们是怕孩子看到父母越看越想,更不如说是在逃避一种责任,慌慌张张地拒绝了孩子沟通的要求。
孩子们不会懂这些,如果家长和老师不能正确的疏导,他们只会更加怨恨父母、怨恨家庭、怨恨学校,以致于怨恨整个社会。
被张校长这么一“剖析”,几个老师脸色也沉重起来。
“其实我也注意到了,有几个孩子最近上课根本没心思听,一直魂不守舍的。”秦朗难过地话都说不出来,“我问了其他人,他们都是联系不到父母的孩子。”
和每一任的支教老师一样,秦朗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让这些孩子能适应现代生活,能接受到外界的讯息,不至于和这个时代脱轨,但每每事情到了最后,总是会一波三折。
方老师和李老师得到捐赠的衣服和善款,反而被村民们误会;
秦朗努力接通了对外的网络,希望教会孩子们用网络和外界沟通,却引发了更多的不平……
就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反抗着这种变化,每当他们想要改变点什么,那股力量就凶猛地对他们叫嚣着:
——别费力了,就让他们这样子吧,对谁都好!
“是小孩子需要父母,但不是每个父母都需要小孩子。”
杜若的声音冷淡到几近冷漠,“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只要有这种父母存在,事情只会适得其反。从儿童心理学上说,不善于表达的孩子,常常会使用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这不仅是情绪的宣泄,也是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
百分之七十的留守儿童,其实都是易怒性格,就和今天一样,一点就炸。
“所以我们更要努力!”
苏丽紧握着拳头,不可置信地问,“难道因为事情不能十全十美,就不做了吗?还有二十几个孩子的父母是盼望着和孩子见面的啊!”
“没说不做,但张校长说的对,不过不能解决大部分孩子的情感寄托问题,这二十几个孩子幸福了,其他的孩子只会活在更大的不幸里。”
江昭辉叹了口气,“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也看到了,今天已经打起来了,明天会不会形成对立情绪?”
“有爸妈看”的孩子和“没爸妈看”的孩子,会变成泾渭分明的两条线。
这也是张校长为什么强硬的锁上了多媒体教室的原因。
找不到解决方法,所有人都泱泱的,连张校长也不例外。
他刚刚学会了怎么开机,怎么上网,怎么使用微信,怎么用电脑看新闻,但就因为是他锁的多媒体教室,所以他自己也要以身作则,不能再碰电脑。
“这都叫什么事,婷婷花了那么多钱买的设备,就要白丢在这里了……”
江昭辉扒拉着碗里的煮面片,有点食不下咽。
当初捐献的那三万多善款,买完了校服和多媒体教室的设备后就剩下几百块,他们批发了一些饼干糖果作为孩子们上课的奖励,没有剩下一分。
这些钱的明细都公示给了网上的网友们,所有的花销都进行了直播,但网上还有有些人认为给山村小学的孩子们买校服、拉什么网线开直播是“沽名钓誉”,纯粹糟蹋钱。
为了堵上他们的嘴,所有人都很努力的想要做出一番成绩,秦朗这么一个胖子冒着危险爬上爬下又布线又四处请教,也都是为了维护黛文婷的声誉。
“都是好孩子,为什么他们的父母不愿意和他们视频呢?”
黛文婷和大部分人一样,是在家庭和美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格外不能理解这种“残忍”。
“因为害怕吧。”
昏暗的灯光里,杜若垂着眼眸,“如果这些孩子是开开心心,带着笑脸和父母视频的,可能他们压力也没那么大。但大部分孩子一见到父母的脸就哭出来了,还有些唯恐下次见不到父母了,什么话都一咕噜说出来了,他们心里也紧张……”
孩子们长期缺乏倾诉的对象,于是就造成了这种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的急迫感,而这种情感需求是向本身拥有就少的人去索取他们没有的东西,只会让他们落荒而逃。
“哎,别想了,睡吧。”
江昭辉看一眼时间,都十点半了,几个同伴还愁眉苦脸的,只能赶他们去睡觉。
“明早还要上课呢。”
各自散去,可回到宿舍,他们依然辗转难眠,苏丽和黛文婷被窝里手机的灯光依然幽幽地亮着。
相对于性格更加内敛的杜若和秦朗,苏丽和黛文婷都不是能憋得住话的人。
黛文婷是在群里和自己的粉丝们倾诉眼下遇见的困难,她刚刚当支教老师,以前也没有支教经验,但因为上次直播的事,她的群里加了不少有支教经验的新粉丝,还有一些现在正在当老师的,正好向他们取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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