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已经左右了朝局，但薛渭志不在此。他定下的目标比掌控朝局远大得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正在一步步实行自己的计划。他相信只要北朝灭亡后，自己就有很大的把握实现既定目标。
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在他春风得意之时，疯虎张锐给他当头一棒。在他看来，张锐简直是不可理喻。在战事快要结束的关头，突然发动兵变起事，率兵攻下潼关、洛阳、汴州等地，一举切断了黄河北岸己方部队的退路，进而又有威逼上都的可能。
当内阁接到张锐发动兵变的消息后，虞士基就跳了出来攻击他，如果当初不是他提议解除了张锐的军权，怎么会闹出今日之事？他当然不可能任由虞士基叫嚣，当即反驳张锐又不是因为解除其兵权才反叛。而后，虞士基又拍案直陈，如果内阁早点通过他提出的惩治周延的议案，也不会出现如今的局面。
对此，薛渭也不好狡辩。十几天前，内阁就得到了周延在洛阳大肆屠杀的消息，虞士基和冼夫人等人力主要重治周延之罪，而他却想力保周延。因此，他以不宜在这时打击前线将士的士气加以反驳虞士基等人的提议，双方一直争论不休，所以内阁也迟迟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薛渭非常敬佩老太尉杨坚的为人处事原则，因此老太尉以前的一些举动也是他模仿、学习的榜样。他本来就在刻意拉拢庞公、英公等世袭家族，对其子弟也极为照顾。他这时力保周延，也是为了博取英公家族的好感。但这次周延的事情引发了严重的后果，眼看再保他就要牵扯到自己。但不保周延，英公家族会不会由此怪责自己？这让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而据被张锐释放回来的八军团指挥官王世充陈述，张锐是因为周延残杀了史万岁等潼关投降的北军将领才反叛的。这让薛渭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貌似这次周延做得太过分了。虽然他以前曾经暗示过周延，不要对俘虏的北朝王公大臣们手下留情，特别不能饶恕了支持北朝的世袭家主们。
在这个方面，曹臻与他有一致的看法。曹臻也曾经对他说过：“这场内乱是东王和卢公、晋公等一帮世袭家主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才引发的，我们不把他们彻底消灭，即使取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帝国也不会得到长久的安宁。”
因此，周延屠杀北朝王公大臣是他和曹臻都乐意所见的，但周延杀害史万岁和北朝大臣家眷之举就显得画蛇添足了。当初，在高颖、贺若弼作乱时，老太尉杨坚也只是杀了高颖等人全家十二岁以上的男丁，对他们的女眷和幼子都只是贬为贱民就算了。老太尉为什么不杀这些已被按上谋反罪名之人的家眷？其用意就是不想与过多人树敌。还有史万岁，只是一个单纯的将领，杀不杀他都无所谓。
无奈，周延这人太没有脑子了。周延性子直，没什么心机，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在，他容易被利用。自己只是暗示过他两次，他就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了。而且周延这人嘴紧，只要他不说，战后想必旁人也不会把屠杀之事牵扯到自己身上。
坏的是，周延太过好杀。他在洛阳没有一点顾忌的一顿乱杀，不仅给他本人树立无数的敌人，也给自己的既定目标设置了障碍。某些因为屠杀之事对朝廷心怀怨恨的世袭家主们，又怎么能在战后成为自己的助力？难道也要将他们一举杀光？这也太不现实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又不能一举抛弃周延，不然英公家族很可能由支持自己变为怨恨自己。
幸好这个时候有曹臻这个盟友在，在他被虞士基逼得无言可对之际，挺身而出对虞士基等人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现在不是要追究由谁来负责的时候。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当前之事，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追究责任之事，还是以后再议。”这才让喋喋不休的虞士基闭上了嘴。但张锐兵变之事，也不是这么好解决的。内阁已经商议了数天，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就在内阁还没有商议出结果时，这天曹臻又转来一份密报。薛渭打开一看，惊得面无人色。
曹臻送来的密报上一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番州战区的将士绝大部分跟随张锐反了，现正在向西京进发，预计这两日内便会夺下西京。薛渭是武将出身，知道一旦失去西京就意味着杨素在伏牛山一带设立的防线彻底变为无用。如果杨素仍要坚守伏牛山一线，在西京的张锐所部，就会沿商州南下，绕到杨素的身后，伏牛山防线会随之崩溃。
如果杨素放弃伏牛山防线继续后撤，张锐在洛阳和西京的部队就有可能分兵两路朝上都压迫过来，到时战场便会在上都城下展开。杨素手中的二十多万大军虽然在数量上超过张锐所掌握的兵力，但双方在质量上毫无比较性。一旦开战，十有八九杨素会败。杨素战败，上都也不保了。难道要被迫迁都？
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消息，更坏的消息是曹臻密报上所讲的第二件事情。据监察院密探得到的消息，几日前凉公广发檄文，痛斥周延在洛阳的屠杀行为，并呼吁帝国内有良知之人都站起来对这种禽兽行径进行声讨。檄文中还严厉地质问上都朝廷为什么没有制止周延在洛阳的大屠杀，是支持、还是默许了周延的屠杀行为？如果是上都朝廷有人支持周延的行为，他不介意起兵以清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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